2019年7月1日，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社會經濟史研究所和武漢新新圖書集團有限公司共同主辦、《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編輯部協辦的首屆北京大學“新新智庫論壇”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舉行。
論壇主辦方之一武漢市新新圖書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奎英就此次論壇表示：
為了響應習總書記的有關號召，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17日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說到：“歷史表明，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自古以來，我國知識分子就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向和傳統。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這就是我們要辦這個論壇的原因。
另一個初衷，是為我們集團的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支撐。
武漢新新圖書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北京大學新新智庫論壇聯合創始人王奎英致辭。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社會經濟史研究所所長、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副會長周建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李連仲研究員，瑞典哥德堡大學鄭京海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武力研究員，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原院長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外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張亞光副教授，河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宋丙濤教授等分別作主題演講。
會議由周建波和北京大學新新智庫論壇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錢津研究員主持。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代的大好背景下，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社會經濟史研究所和武漢市新新圖書集團有限公司聯合舉辦了“北京大學新新智庫論壇”，希望籍此整合全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力量，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以展現新時代中具有歷史厚度的新思想，為提高中華文化軟實力貢獻綿薄之力。本屆論壇的主題是“奮進的七十年——中國道路及其歷史淵源”，對話內容包括“中國道路及其歷史淵源”和“新中國70年發展的基本經驗”等。
王奎英在致辭中表示，北京大學新新智庫論壇的創辦初衷在于響應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迎合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需要。他認為，一切有理想和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傳承“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向與傳統，以更好地服務于這個偉大的新時代。
周建波從隋唐盛世著手，重點討論中外文化交融的重要價值。他以唐代著名詩人杜甫的《憶昔二首》為引，簡要闡述盛唐景象出現的重要原因：一是宏觀上政府提供有力保護；二是微觀上家庭經濟積極創新；三是推動儒釋道多元信仰的新文化產生，奠定了隋唐盛世的文化基礎。周建波認為，中國歷史上的漢、唐盛世實現的文化基礎就是兼容并包、活力四射的文化融匯。
李連仲表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經過70年的探索，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這條道路經過70年的探索實踐證明它是成功的。前30年我們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后40年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解決貧困問題、實現共同富裕。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要繼續沿著這道路走下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中國人民正確的選擇。
鄭京海認為，中國工業化道路本身就是符合現代經濟學中的新古典綜合框架的，即薩繆爾森提到過的混合經濟模式，也就是中國一些學者講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市場之手加有為政府）。并且，中國道路也是與復雜系統科學思維相一致的，是一種對新古典綜合框架的擴展，五年規劃便體現出政策層把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看做了一個典型的復雜系統，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本身就存在明顯的自我適應、自我完善的特征。鑒此，他呼吁國內外學者應該對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結構概念，新古典綜合框架向復雜系統科學方面的擴展以及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與傳統政治經濟學之間的聯系給予更多的關注。
武力從新中國從哪里來、新中國成立后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30年和新中國的改革開放后的40年等三個方面著手，對新中國成立70年的歷史進行簡要地梳理與總結。他認為，中國既鼓勵政府有為，又支持市場調節，二者相輔相成，共同造就了中國的經濟奇跡，這在中國鄉村企業的崛起過程中體現地最為明顯和充分。在過去的70年中，中國經濟憑借著人力資本等優勢迎來了快速發展的時代，同時也面臨著發展不平衡的狀況。我們應當一分為二地看待該問題。不平衡雖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經濟的發展，但同時也為中國的產業升級和產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他堅信，若能充分結合人們強烈的致富欲望和政府調節的作用，中國必然能在2050年完成既定目標。
晏智杰認為，中國近40年來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發展私有制帶來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實際上，這一做法一則符合人性，二則為正確經濟體制的形成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平臺。所有制形式與內涵不可能一成不變，不變的是發展生產力的要求；經得起大浪淘沙得以存在和發展者，必定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制度。
張亞光認為，從經濟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國際貿易摩擦首先是一個歷史問題，其次是一個經濟問題。整體而言，國際貿易摩擦存在明顯的周期性，且周期越來越短。中美貿易摩擦始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與同時期的世界貿易周期保持高度一致，并與美國的經濟周期密切相關。從工業革命后國際貿易摩擦的演變史看，各大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一直存在，且呈現曠日持久之勢。
宋丙濤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提出，在新中國70年的經濟發展歷程中，企業家和政府在中國道路的建設過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鑒于學界對企業家作用討論較多，他更多地從政府視角討論這一問題。首先，政府通過發展精神文明、建設基礎設施等方式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其次，儒家思想為社會主義的推行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礎，對于公共產品、政府角色、財政體系等方面的發展均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儒家思想還和馬克思主義思想有諸多相近之處，這主要體現在二者在公共品供給方面的觀點的相似性上。基于上述論斷，他認為，在總結新中國成立70周年以來的“中國道路”的構建問題時，學者們需要將傳統的儒家思想同馬克思主義思想以及經濟實踐結合起來，方能對相關問題進行深入地分析。
最后，周建波對本次論壇作了總結。他表示，中國道路是今天整個社會都很關心的問題，而諸多學者們對中國道路的關注恰恰體現了一種家國天下的情懷，希望從社會問題中尋找到未來學術科研的方向。就本次論文的主題而言，各位演講嘉賓均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道路及其歷史淵源的問題做了很好的闡述，其中涉及復雜系統思維在經濟學問題分析中的運用、對政府與社會均衡關系的探討、對公共品供給問題的討論、對公有制與私有制問題的思考、對社會共同體意識的關注、對中西多元文化融合價值的肯定等話題。我們必須明確，強調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重要意義的原因正是在于它們能夠對中國問題提供解決思路乃至方案。他衷心希望新新智庫論壇能夠通過學者對話的方式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為新時代中國道路的探索與建設貢獻哲學社會科學智慧。